基于刑事犯罪的角度如何认定伪劣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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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是《刑法》第三章第一节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中的第一个罪名，同时还是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这一节中的兜底罪名。准确理解把握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罪与非罪，不仅能够提升法学理论功底，还能提高实务工作者的办案能力。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具体内容为“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销售金额达5万元以上的行为。”即生产、销售伪劣产品+销售金额达5万元以上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伪劣产品的性质确定，能够确认行为人是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还是仅仅属于一般违法行为。这对行为人来说意义重大。
1993年2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公布。1993年7月2日，《关于惩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决定》公布，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作为一小类犯罪加以规定。2001年4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不合格产品”，是指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质量要求的产品。”由此，形成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为前提的判断伪劣产品性质的标准。
虽然以《产品质量法》中规定的产品质量标准，作为判断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中伪劣产品的前提条件，并且明确“对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不合格产品的行为难以确定的，应当委托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进行鉴定”。
但是将《产品质量法》所保护的法益视为《刑法》第140条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所保护的法益，使《刑法》作为一部部门法，丧失了其独立性，更重要的是违反了《刑法》的谦抑性原则。
司法实践中一种常见的做法，就是根据《产品质量法》对产品进行判断，若属于《产品质量法》规定的伪劣产品，结合考虑销售金额是否达到五万元，达到就进行刑事处罚。这也就是“‘前置法定刑’与‘刑法定量’的二重判断结构：前置法违法（违法产品质量管理法规）+可罚的违法性（销售金额达5万元以上）=刑事违法。”
然而“前置法定刑”与“刑法定量”的二重判断结构，并不能解决“知假买假”如何处罚的问题。行为人销售的是“假货”，已经符合《产品质量法》中的伪劣产品，若行为人销售的“假货”金额达到五万元以上，那么就应当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但无论是刑法理论界还是在司法实务中，购买者“知假买假”，均不会认为应当判处销售者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应当将购买者是否受到欺骗，作为确定行为人是否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重要考量因素。
由此可知，“前置法定刑”与“刑法定量”的二重判断结构存在重大问题。《产品质量法》作为判断是否属于伪劣产品的前置法，与《刑法》在立法目的、保护程度有重大差异，前置法不能逾越自己的位置，在犯罪的认定上替代《刑法》。
因此，是否属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中的“伪劣产品”，应根据创设该罪名的目的、意义，对其进行独立判断。不能仅依据《产品质量法》判断其为伪劣产品后，结合销售金额是否达到五万元，若达到就进行刑事处罚。这种操作方法，不仅丧失《刑法》的独立地位，更会导致刑罚手段被滥用。
“前置法定刑”与“刑法定量”的二重判断结构，在前置法与刑法如果在规范目标不一致时，根据前置法判断出来的结果，必然是不符合刑法判断结果的。例如，《产品质量法》对伪劣产品的判断标准就必然与《刑法》的伪劣产品判断不一致，如果完全一致，那么《产品质量法》或者《刑法》必然中关于“伪劣产品”的规定，必然有一个是多余的。
周光权认为“应当在坚持刑法和前置法都必须共同维护法秩序的统一的前提下，承认刑法上的违法性有其自身的特点，不宜主张犯罪认定必须绝对地从属于前置法，或者在“质”上从属于前置法。”因此，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中，对伪劣产品的性质，应当独立于《产品质量法》，不能认为违反《产品质量法》中关于质量标准的行为，就一定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当然，笔者也承认，如果不存在违反《产品质量法》中产品质量标准的行为是可能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但从违反《产品质量法》的一般违法行为，到违反《刑法》的犯罪行为，这两种是不同性质的行为，造成的法益伤害、处罚的严厉程度、对行为人造成的后果都是完全不同。
这就要求，司法机关在办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这类案件时，不仅需要审查产品是否存在违反《产品质量法》的规定，还需要审查产品是否属于《刑法》第140条，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中的伪劣产品。尤其需要注意，在对伪劣产品进行刑法属性上的判断是，应当“结合行为的法益侵害性、刑法规范的目的进行实质性、限定性解释，以确定刑法所固有的违法性，这是实质违法性论的基本立场。”
《产品质量法》是规定产品质量的行政标准，主要目的是为了实现对产品质量的统一监管。《刑法》是为所有法律提供制裁的保障，是最严厉、最靠后的惩罚措施。《刑法》只有在其所保护的法益受到侵害时，才能按照犯罪定罪处罚。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所保护的法益，通说认为是，管理制度或者是秩序。但无论是管理制度，还是秩序，都认为包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只是大多数学者认为，消费者的权益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保护的次要法益。如果一个产品，只是属于《产品质量法》中的伪劣产品，但是该产品并不会对他人造成身体健康或者其他权益造成严重损害，就不能认定其属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中的伪劣产品。
例如，根据《产品质量法》第26第2款规定“产品不存在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应当符合该标准；具备产品应当具备的使用性能，但是，对产品存在使用性能的瑕疵作出说明的除外；符合在产品或者其包装上注明采用的产品标准，符合以产品说明、实物样品等方式表明的质量状况。”若产品不符合产品说明、实物样品标明的产品或者在包装上注明的标准，则属于《产品质量法》中的伪劣产品，这些伪劣产品并不会对消费者的权益造成任何损害，甚至存在产品说明中的标准是高于国家标准的情况，即使该产品因为不符合厂家在包装上标准的标准，属于“伪劣产品”，但该“伪劣产品”的产品质量还是高于国家标准的。
此时，若是将行为人销售的高于国家标准的产品，定性为刑法中的伪劣产品，并且因销售者的销售金额已满五万元，将其按照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这种情况，即使是一个“法盲”也不能接受,甚至会导致民众对法律的质疑对司法人员的不信任。
“犯罪的实体是违法与责任。所以，对违法构成要件的解释，必须使行为的违法性达到、值得科处刑罚的程度;对责任构成要件的解释，必须使行为的有责性达到值得科处刑罚的程度。”
对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中的伪劣产品的解释，需要进行实质意义上的解释，不能仅凭产品质量违反《产品质量法》的要求，结合销售的金额，得出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结论。这种处理方式，会导致《刑法》的处罚范围扩大，不利于中国社会主义的法治建设，更会损伤司法的公信力。
作者介绍
戴静飞律师 联系方式182213187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