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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玉成律师】—刑辩律师执业风险的分类、识别与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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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辩律师执业风险的分类、识别与防控

 

尊敬的各位同仁:

大家晚上好,春节刚刚过去,大家已经开始了忙碌的工作。在此我首先恭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下面我们开始今天的业务交流。应部分同行的要求,同时根据我自己的工作经验,今天准备和大家交流的话题是《刑事辩护律师职业风险的分类、识别与风险防控》,其中的部分内容适用于所有诉讼律师。

一、刑事辩护律师的执业风险真的很高吗?

辩护律师执业风险相对较高,在业内几乎是公认的。但我本人认为这种说法是人为夸大了风险。实际上每年我们刑事辩护律师真正遭遇执业风险的人数并不高,寥若晨星。但大家为什么认为风险很高?为什么对这个问题特别关注?我想主要两个原因。

1低频事件往往更容易受到关注,更让人产生恐惧。

例如前几年发生的动物园内老虎咬人事件,一夜之间传遍全国,手机刷频。但这种情况每年又有多少起?向比较而言交通事故每年死伤多少人,却很难引起公众的特别关注。我想恰恰是因为刑事辩护律师真正陷入风险的并不多,低频事件往往更容易受到关注。

2、恐惧源于未知。

很多刑事辩护律师对于在执业中可能存在的风险、风险种类、来源、成因,或者哪些环节有较高的风险,均缺乏充分的了解,人云亦云,陷入一种莫名的恐惧中。事实上,社会生活中处处都有风险。比如警察行业的风险要远远大于律师。即使是律师行业,商事律师或者证券律师也会存在相应的法律风险,只是风险爆发的频率未必高。随着社会发展,我想其他领域的律师风险也不会仅仅停留在过去的状态。

因此,刑事辩护律师的风险实际上是被人为的扩大,导致一部分年轻律师不愿意涉足刑事辩护领域,我认为是因噎废食,刑事辩护并不是一个高风险律师执业领域。

二、刑事辩护律师风险防控的必要性。

虽然刑事辩护律师的职业风险是被人为的夸大,但风险也确实存在,而且有些风险是毁灭性的。无论事业发展有多好,一旦爆发了毁灭性的职业风险,往往前功尽弃,整个事业都会被毁掉。举个例子,十多年前我接触过一位和我同龄的从事投资业务的律师,那时候他三十多岁已经做到省律协常务理事,非常优秀,是我们行业中的翘楚,我真心钦佩。但是在2012年前后,因为涉及到一起贿赂案件被追究刑事责任,财产罚没,前程尽毁。人到中年再转行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等于被一次风险打到了。眼见他高楼起,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实际上是一种很凄惨的状态。因此我们一定不要触碰那种一次就能把我们打倒的风险。

因此加强对风险的了解、识别,强化风险防控意识,学会防控风险,是我们在执业过程中应当予以重视的问题。事实上,帮助客户进行刑事风险防控是我们刑事辩护律师重要的业务内容,危机应对也是我们在办理案件过程中经常要考虑的问题,甚至刑事律师的非诉讼法律服务主要就是刑事法律风险防控。我们作为刑事领域的执业律师,如果对于自己的风险防控都不能有效把握,那么对客户开展的风险防控法律服务也不会有效果。因此所有从事刑事领域律师对于执业风险防控一定要予以关注,认真的学习了解。

三、刑事辩护律师执业风险种类。

大致分为三类:第一法律风险;第二安全风险;第三声誉风险。

(一)法律风险

法律风险是指我们律师在执业过程中被追究法律责任的风险。主要包含:

1、刑事责任风险。

大家比较关注的是刑法第306条,辩护人帮助伪造毁灭证据罪,因为是专门针对辩护人设置的一个罪名,往往受到律师较多的关注。另外涉及到律师刑事法律风险主要集中在贿赂等领域。还有民商事诉讼律师涉及到虚假诉讼等问题,也容易陷入刑事法律风险。

2、行政法律风险

主要是律师执业中行为不当被停止执业,吊销律师执业证等行政处罚,这种风险对律师的前途危害也比较大,在风险防控过程中应当予以关注。

3、民事责任的法律风险。

我们在从事刑事辩护的业务中,有时因为与当事人发生经济上的纠纷,或者当事人对于我们的法律服务不满意,那么有退费的风险。在其他的诉讼中,律师代理案件中还会产生执业责任风险。因此我们在风险防控的问题上也要关注到民事责任法律风险存在。

(二)安全风险

在实践中,大家可能更关注的是法律风险,对于安全风险往往没有过多的去提及。在实践中,有些诉讼当事人基于冲突可能会迁怒于律师。也有新闻报道律师因为代理或者辩护遭受对方当事人攻击与殴打。甚至在有些案件中,被害人想要通过一定暴力手段把事态扩大,往往倾向于选择律师。因为辩护律师没有公权力背景,对他们而言,采取针对辩护律师的粗暴行为相对风险较小,如果对公检法工作人员进行人身攻击,承担法律责任的可能性较大。因此律师要加强对于人身安全风险的防控。有时人身安全风险的危险性还要大于法律风险,不可忽略。

(三)声誉风险

在执业中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要因为某一项具体工作或举动,给自己带来负面影响。比较典型的是北京市未成年人李某某被控强奸案。在此案中,个别律师人为不当炒作,导致社会公众非常反感,致使自己声名狼藉。对于律师而言,声誉是非常宝贵的财富,一旦声誉受损名声扫地,以后的业务也很难开展,事业发展也会受到阻碍。因此在名誉上的风险我们也要特别注意,这也是一种切实存在的风险。

四、律师执业风险的来源

(一)来源于司法机关

我们作为辩护人,与侦查机关及公诉机关是正面对抗关系。与审判机关也存在不同诉求。对于个案结果,辩护人从辩护视角希望被告人获得从轻减轻或者无罪的结果,但因审判机关内部的考评、考量和价值追求,这种情况下会形成实际的利益冲突。有利益冲突,就可能爆发法律风险。比如辩护律师向证人取证,招致检察机关以涉嫌犯罪而移交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情形,是律师执业爆发法律风险的高频领域。当然这种情况既有可能是因为律师与侦控机关的利益冲突而导致的职业报复,也有可能是律师自己行为失当或者故意为之所致。

(二)来源于行政机关

这里的行政机关主要是指司法行政机关,实际上也包含各级律师协会,他们也有部分管理和行政处罚的权限,行政机关对于律师有约束和保护的权利和义务。律师在执业中如果行为不规范,或者故意违法犯罪,可能会遭受行政机关的处罚。

实践中也有一些地方司法行政机关疏于保护律师权利,更多倾向于对律师的约束或制裁,我在省一级的律师维权委工作时,接触过这种情况。还有一些地方司法行政机关到上级律师协会和司法行政机关请教,怎么去找律师的茬,如何对律师进行惩处。当然这只是一个方面。在多数情况下,司法行政机关以及律师协会对律师还是起到保护作用的。因此,律师的行为一定要规范,尽量不给司法行政机关带来麻烦,被人投诉控告到司法行政机关后,即使不遭受处罚,对自己也是非常不利。司法行政机关作为律师执业中一个风险来源,我们也要心里明白,知道有这回事。

(三)来源于其他诉讼参与人

这些诉讼参与人包括对方当事人,或者刑事案件的同案被告人、被害人等。基于利益冲突,当事人可能会对律师采取一些攻击行为。那么无论是安全风险或者法律风险,都可能从其他诉讼参与人身上爆发。

我们执业中一定要注意,有些案件会出现所谓的“恐怖的被害人”。一些被害人为了满足自己的诉求,不惜采取一些过激行为甚至是暴力行为,威胁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威胁律师。春节期间我在网上看到一篇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文章,说的是一位同行律师在庭审结束后遭到了对方代理律师召集的社会人员的殴打,我想这种情况是极为罕见的,但肯定也是矛盾激化所致。双方都是律师,至少有一方行为失当才导致了矛盾激化,否则作为律师也不会轻易采取如此极端手段。但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律师召集社会人员攻击同行,显然做法是错误的。

(四)来源于我们自己的委托人或者当事人

我本人特别不愿意把自己的当事人作为假想敌,既然我们接受了委托,就要相互信任。但有时在建立委托关系之后,因为各种原因,比如性格不同,理解能力不同,可能会产生分歧,有了分歧就容易产生纠纷。如果不能正确的应对或处理与委托人或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可能会爆发法律风险。2017年我接受了一起刑事案件被害人控告的委托,委托人的近亲属因一起疑似意外,非正常死亡。我们认为有可能有犯罪行为发生,公安机关不予立案。接受委托之后,我首先向公安机关进行控告,向各级检察机关进行控告,一直到省级检察机关,通过信访接待,由分管检察长对这个问题进行关注、签批,要求省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督办,交当地检察机关来具体办理。这种情况下由于一直没有结果,委托人特别的不理解,一开始是不分昼夜的想起来就发微信、打电话催问结果。后来由于迟迟没有结果就开始抱怨。当事人的亲属在中间劝阻不了,也发生了分歧。我发现自己的劳动不能获得当事人的理解,就主动找到他,说这个案件我们全额退费,后续的工作我们不再参与,委托人自己也不太好意思,还要留一部分基本成本,我也没有接受。既然解除委托关系,我们就彻底的解除,如果对我前期工作和付出的来动不认可,我也不会留一点费用,既没必要也没价值。

大家把法律权利义务关系完全终结以后,互相不抱怨最好。实际上被害人也确实有可怜之处,但我们进行的法律服务,不是道德帮助,如果委托人不理解不认同我们的劳动,此时仍然勉强这种法律服务关系,有可能会发生纠纷。而且这种沉没的成本越拖,到最后遭受的损失会越大。用经济学的说法,沉没的成本不是成本,既然这个客户无法达成共识了,已经有巨大的分歧了,那我们尽快解除,否则可能遭受更大的损失。

我知道的案例,有的当事人缴纳了高额的律师费对于案件结果不满意,卷着铺盖跑到律师事务所去住。这种情况即使向公安机关报案,反应也比较消极,难以及时处理,这会给整个律所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我们在执业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尽量不要和委托人发生纠纷。道不同不相为谋,如果牵强的去接受法律服务,不仅自己的思想压力大,法律风险也比较高。

(五)来源于证人

大家知道律师在向证人取证时,存在触碰刑法第306条的风险。律师在取得证据后,司法机关会予以核实,如果此时证据内容与公权力机关证据内容方向不一致,证人可能会陷入涉嫌伪证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证人极有可能把风险和压力推卸给律师。因此我们律师在和证人接触时,一定要注意刑事法律风险。这一点在后面的风险防控中会着重讲解。

(六)来源于社会公众

网络时代,我们很多同行喜欢网上晒一晒自己的案例,甚至有些同行喜欢在案件办理过程中披露炒作。实际上社会公众视角与律师视角是不同的,即使律师公布的内容是对的,也可能遭受社会公众的吐槽或指责,这对律师声誉风险是比较大的。大家可能比较了解的案例就是本世纪初,田文昌教授辩护的东北黑社会刘墉案件。在该案中,田文昌教授主要从证据规则上提出案件不能排除合理怀疑,在量刑上判处刘墉死刑立即执行是不妥的。二审法院采纳了田文昌教授的辩护意见。田文昌教授在办理案件中没有任何不当,并且当时的网络不如现在发达,案件在网上公布之后,网络舆论就开始对律师和被告人刘墉进行攻击,最后导致最高人民法院提审该案,改判刘墉死刑。

这是一个典型律师遭受社会公众攻击的案例,而且还是在律师没有任何不当言行的情况下发生的。因为我们刑事辩护律师的职责并不为社会公众完全理解,所以大家在公开自己案件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

五、律师执业风险的成因

(一)律师故意违法犯罪引发的风险

前两年网上公布了一个案例,北京刚执业的一位女律师在担任某强奸案件被告人辩护人期间,通过收买被害人的方式,让被害人做出情况说明,声称自愿与被告人发生关系。这种行为直接导致被害人被侦察机关立案调查,被害人供述了是律师收买她,让她做虚假证言。最终这位律师被追究刑事责任,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再也无法从事律师行业。所以律师最大的执业风险是自身违法犯罪行为引发的。

另外在实践中也有律师为了获得案源或者获得案件相对较好的结果,与国家工作人员之间建立不正当的经济往来关系、贿赂关系,而被追究法律责任的情况。在民商事诉讼中,也有律师通过虚假诉讼方式获利,最终案发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这些都是因为律师故意践踏法律所引发的风险,只要我们自我约束,这种风险是完全可以控制和防范的。

(二)律师误入法律陷阱

比如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律师取证行为本身是规范的,但因证据内容不真实,最终让律师陷入难以辩白的地步。我在十多年前办理的一起案件中出现过,某律师调查了大量的证人,后来均被确认为伪证,大批证人被追究刑事责任情况。这名律师的取证行为比较规范,而且证人也确实没有把责任推给他,但当时他已然深深陷入恐惧中。对于误入法律风险,律师一定要有风险防控意识。所谓“君子防未然,不处嫌疑间,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瓜田李下风险爆发的可能性会增大,一定要注意防患风险,不能把自己陷入难以自证清白的地步。

(三)因为利益冲突造成的报复

前面我们也谈过,因为和司法机关、和对方当事人都可能产生冲突。

1、因与司法机关的利益冲突所招致的法律风险。尤其是我们在办理敏感案件或者对案件进行无罪辩护的时候,我们和控方侦查机关在实质上存在着巨大的利益冲突。这种情况下,律师的行为一定要格外谨慎。

2、与对方当事人或者其他利益冲突的当事人之间,因利益冲突较大,而产生风险爆发,他们可能迁怒于律师。在较大利益冲突案件中,律师一定要对法律风险和安全风险以及声誉风险予以充分关注,强化自己的风险意识。

(四)人为激化矛盾所致

我们在执业过程中基于各方诉求不同,观点可能会发生分歧,甚至出现矛盾,都是正常情况。但对矛盾如何处理,如果律师不能理性对待,导致不应该扩大的矛盾被人为扩大,把对待事物上的分歧变成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风险成因。

几年前办理的一起二审阶段介入刑事案件。案件在侦查阶段,律师在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时候,犯罪嫌疑人告诉他,侦察机关的侦查员告诉嫌疑人说你律师不行,建议换一个律师。嫌疑人把这个情况告诉了这名律师,这名律师同行非常愤慨,通过会见了解到侦察机关扣押的财产清单中遗漏了一块手表没有填写,这时候他就向侦查部门及其上级控告说侦查员侵吞被扣押物品。他的控告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侦察机关又对犯罪嫌疑人扩大了侦查,增加了一个罪名。这个情况导致犯罪嫌疑人家人对律师非常有成见,实际上对律师的负面影响也比较大。案件审结之后,侦查部门退还扣押物品中包含那块手表。这种情况侦察机关很好解释,说登记时候有所遗漏,并且也可能确实是疏漏。如果因此律师与侦查人员发生冲突,显然是不必要的。另外侦查人员态度不友好我们知道就行,而且我们也要反思在以往行为中是否真有不妥当的地方。因此,人为扩大矛盾往往会导致风险扩大甚至爆发。

(五)律师其他不当行为所致。

可能律师过度对案件结果进行承诺或者误导,导致自己与委托人之间发生冲突。也可能因为律师未尽职责与当事人之间发生冲突,也包括律师在处理相关事务时把握不住尺度,导致司法行政机关和当事人之间发生冲突。但所有风险的发生,总有相应的诱因,我们不知道只是因为我们没有发现。所有的风险均是可以预料和控制的。我们只有对风险爆发的成因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才可能知道自己怎样去相对的防控风险,不要人为的主动踏入雷区,增加自己的风险。

六、容易引发风险的环节

(一)委托收费环节

我们和客户建立委托关系,一定要把律师对案件的分析预测与承诺分清楚,避免发生信息不对称或者误解。比如我们对案件结果的分析和预测,一定要提出多种可能性,并且要明确某种结果成立的前提条件,向客户强调我们的这种分析预测并不代表承诺。律师不允许承诺,不仅要书面告知,而且要充分满足客户的知情权选择权,然后再共商决策。一旦客户对律师的案情分析产生误解,案件最终结果达不到他的诉求,有可能会因这种分歧导致风险的爆发。这种风险可能不仅仅停留在民事责任的冲突上,甚至会上升为刑事法律风险。实践中也有律师被当事人控告诈骗,被追究了刑事责任的先例。大家对这个问题一定要予以重视。

律师更不应该误导客户,不应该为了获取委托夸大自己的能力,哪怕业务再稀缺、经济上再拮据,也不要对案件结果做出不切实际的承诺,这条路一旦走下去将难以回头。律师声誉如果遭到了破坏,最终事业发展也就前途尽失了。有些年轻律师确实起步非常快,但到后来职业前景慢慢开始暗淡,甚至开始走下坡路,有的从业一段时间后无法继续开展工作,主要原因可能是在工作中存在误导客户的这种错误习惯。这种状况容易获得委托,更容易引发纠纷爆发风险,最终让自己声誉受损,而且民事法律责任、行政法律责任甚至刑事法律责任都可能存在。我们就不再一一举例,但大家要知道这种情况确实风险较高。因此不要去误导客户,不仅仅是道德问题,更是现实法律风险防控的问题。

另外延伸一点,我们一定不要养成想要高收费的执业理念。我们要平衡一种价值观,尽可能让自己的服务价值高于自己的收费,而不是倒挂。如果收费明显高于所提供的服务价值,虽然在短期内有所收益,但客户的用户体验会非常差,容易引发纠纷,而且容易给市场传递一些负面的信息和评价,是一种短视行为,对我们事业的长远发展没有任何好处。如果我们能够坚持一种给别人增值的理念,我们的服务价值高于收费,这种情况不但可以使事业取得长足的发展,而且也能够减缓风险的发生。

(二)与国家工作人员交往和观点沟通环节

在和国家工作人员的交往沟通以及业务交流过程中,风险主要分为两类:

1、因冲突导致风险爆发。

因为大家对于案件诉求不同,立场不同,各抒己见,观点容易发生分歧,分歧之后可能会情绪化的处理,导致双方冲突。我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就出现过,公诉人当庭提出“辩护人,你有没有看卷?我认为你没有看卷。”这种情况下我的回应是“卷宗我是认真阅读了,我所引用的内容在卷宗的××部分”。公诉人在辩论中用这种方式针对我是不妥当的。如果在法律上的观点,彼此理解可以有所不同,即使我认为公诉人的观点是错误的,我没有当庭用这种方式进行反击。面对冲突我们要平等的回应,而不能以采取矛盾升级的方式解决。我多年前办理一起民事案件,对方代理律师让我回去多看看书。到我发表代理意见时,合议庭还是比较宽容,允许我针对对方律师让我回去多看看书的说法做出回应“第一感谢对方律师鼓励我多读书;第二我确确实实把书带来了,当庭我也看了;第三对不起,你的观点是错误的。”我想这种回应基本上可以达到对等的效果,也不至于激化矛盾。因此在对抗中,如果双方都恶语相向,矛盾必然升级,升级之后就超出事件本身的矛盾了,可能情绪化的打击报复的心态都会产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既不回避,也不去人为扩大矛盾,可以避免冲突升级扩大而引发的风险。

2、因为贿赂关系导致风险爆发。

在交往和沟通中,有时律师为了获取案源,或者为了追求案件更好的结果,和办案人员产生一些刑法上禁止的经济往来,这种情况下也容易爆发风险。在中国人情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交往是无可避免的,大家出乎于理,止乎于行,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事业更长远。

(三)调查活动

我们律师无论是对证人进行调查,还是对客观证据调查,都有风险。

对于证人调查,前面已经谈到,如果证人一旦翻证,把自己不真实的证言责任推给律师,律师将面临极大的风险。

调取客观证据有时也有一定的风险。我本人在执业过程中出现过一次向侦察机关调取情况说明的一个事情。我的当事人在被羁押期间,协助公安机关破获了一起故意杀人案。公安机关也写了这个情况说明,并且加盖了他们刑警中队的印章。而且同一份情况说明,看守所也加盖印章。这个证据我提交给法院之后,在一审期间认定了当事人有重大立功,但二审期间发生了重大变化,被破获的这起犯罪故意杀人,最终没因为证据不足没有认定。在这种情况下,检察机关对于这份证据又进行了进一步核实,通过核实之后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个案件的承办检察官有一天早上就打过电话,让我过去一趟,我过去了之后,他拿出了我调取的这份书证问我:“你这个证据哪来的?”我说:“我是直接从公安机关调取的,我亲自去的。”后来他说:“行,那我知道了。”我问:“什么情况”。他说:“公章和备案的公章是不一致的,也就说这个公章是假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很吃惊,但是后来检察机关承办人也说了,不排除可能是他们自己刻的公章。就是说因为有些单位他不止一门公章,最多只有一门备案,这种情况下,如果是队长自己刻的章盖上了,现在拒不承认,这个问题击鼓传花一样传到我手里,我就传不出去了。如果我说是别人给的,但是别人如果不认可,这种状况下也可能会产生法律风险。

因为我在案件中提供的证据有看守所的印章,当时的确有事实存在,而且我和检察机关还彼此都熟悉,他们也了解我一贯行事规范,所以这个问题没有往那个方向去靠,本身大家也没什么矛盾,在工作交往中还不错。但是这种证据本身它像一个炸弹一样是存在风险的。当然这种情况也并不是必然爆发风险或者说很高的风险。因为所有的风险还都有人为的因素,它不仅仅是因为这个事情,而且还有针对人。对事对人两种情况一旦合在一起,才容易导致风险的爆发。我们后边对于风险防控也要谈到。

(四)律师会见环节

律师会见主要包括对外传输内容和对内传输内容,这两种情况都可能导致法律风险的爆发。

比如我们对内传输内容是否对犯罪嫌疑人有所引导、有没有可能翻供,都可能导致整个案件在处理过程中出现偏差。比如大家所熟知的李庄案,指控机关就把李庄向被告人挤眼睛的行为作为他实施犯罪的理由。

对外传输也是高风险的。我们在实践中有律师给犯罪嫌疑人家属传递信息,说什么东西放在那里,结果实际上这个东西就是毒品被犯罪嫌疑人的家属销毁了,最终律师因此爆发风险,承担法律责任,我后面在风险防控部分会谈及此案。

因此,我们在会见环节要极为谨慎。尽管法律规定律师会见不被监听,我们也不能认为环境宽松了,什么话都敢说,什么话都敢传。只有养成了规范的行为,才能减少风险。虽然法律禁止监听,但办案机关通过监听获取到相应的内容,尽管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但可定可以增强办案机关的确信,然后针对律师进行进一步调查来寻找相应的证据,这就是所谓的“毒树之果”。我在帮助同行处理一起法律风险案件,公安机关通过监听证人电话的方式,锁定了律师对证人进行引导的内容,完全可以作为证据,因为并没有鉴定律师的电话。这种电话录音一旦作为定案依据,律师马上就要承担责任。好在那个案件通过协调,后来公安机关并未立案,我们在会见对内外信息传输过程中,一定要注意。

(五)开庭和调解工作环节

这种情况下,冲突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和对方当事人的冲突。另一种是辩护律师和同案被告人以及辩护律师的冲突。

对于辩护律师和对方的冲突,大家都容易理解。

对于辩护律师和同案被告人之间的冲突,可能刚从事律师行业的年轻同事不是太清楚。有些案件中,可能涉及到不同被告人刑事责任的轻重大小,这时候辩护律师可能就要对自己当事人在共同犯罪中所属地位进行辩解,比如辩解自己是从犯,仅承担次要责任。但我们有些律师在辩护过程中,往往重心过于强调其他当事人应当承担较重的法律责任,用于衬托自己当事人责任较轻。这种将指控作为辩护手段是一种在技术上不成熟的表现,极易导致双方爆发矛盾冲突。

另外一些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律师参与调解,关于赔偿问题的共同也容易发生冲突,导致风险。我们在交流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对方当事人和利益冲突,当事人有一定的攻击性,我们要把握自己言行的尺度。

(六)宣传推广环节

在网络时代,大家对案件进行宣传推广展示也已经是一种常态,但宣传中我们要有底线,不要过度炒作自己的案件。这种炒作不仅可能损害自己当事人的利益,也可能损害对方当事人的利益,也可能让社会公众产生反感,产生很多负面评价,甚至导致冲突、承担法律责任。也有很多律师因为宣传炒作不当,被行政机关给与行政处罚的案例。

尊敬的各位同仁,通过我前面给大家介绍刑事辩护律师执业风险的来源、种类引发原因以及容易爆发风险的环节,相信大家对刑事律师的执业风险应该有了大致的了解。实际上风险的识别是风险防范与应对的前提。很多同仁了解刑事律师的执业风险,主要是不能识别风险,因此大家对风险的识别要充分关注。下一面我将继续为大家介绍律师执业风险的防控以及危机应对。

七、执业风险的防控

(一)养成遵守规则的习惯

风险虽来源于外界,但往往都是由自己的行为触发的。控制自己的行为,能够在互动系统中减少风险。工作和生活中都是一样。去年我带几个律师去参加一个会议,早上赶地铁,因为人行道上停满了车,年轻律师就在车行道上逆行,当时我大发雷霆。后来几个年轻人说至于吗,下次注意就是了。我后来跟他们说,人的习惯是慢慢养成的。如果平时习惯于机动车道上逆行,那么可能在酒后等下意识情况下也按这种方式行走,这将带来极大风险。我本人历来遵守交通规则,即使酒后,仍按照人行横道看着红绿灯行走。

我认为遵守规则是必要的,而且规则的本身也是一种约束,习惯遵守各种规则,也是自我保护。很多年轻人不懂这个道理,在行为时总是喜欢抄近道,对各种规则不屑一顾。养成遵守规则的习惯,对风险防控至关重要。规则养成从细节做起,哪怕看守所会见,不给在押犯罪嫌疑人传递任何物品,开庭时严守庭审程序遵从庭审规则,这种习惯不仅能够树立律师良好形象,而且会对规避不必要的摩擦起到重要作用。

(二)理性处理问题

刑辩律师本身就是一个颇受争议的行业,我们进行刑事辩护的权限来源于当事人的委托,当事人作为权利的承受者享有实体权利,公检法机关有公权力背景,刑辩律师只能在授权范围内与公权力发生分歧和冲突,在刑事诉讼中成为地位最弱的群体。因此,律师在工作中更多的需要用智慧和理性处理问题。但很多同仁可能基于正义感,可能脾气不好,动辄与他人发生冲突。冲突在解决问题上只能是一种辅助手段,我们不能舍本逐末,忘记自己辩护的最终目标。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时所从事任何行为,包括产生冲突,都要基于理性而非情绪。很多案件中律师爆发风险,都是利益冲突升级所致。无论和司法机关发生冲突还是由对事转化而来的对人冲突,最终都不利于问题解决,只会增加风险。

这里也要说明,我绝对没有回避矛盾的意图和想法。我们面对矛盾,应当采取适度理性不过度冲突的原则。正如孙子兵法所谈“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冲突升级往往是迫不得已采取的手段,而不是解决问题的主要手段。正如前一部分所举因侦察机关要求犯罪嫌疑人更换律师而导致律师检举控告侦察机关侵吞犯罪嫌疑人一块手表,从而导致矛盾升级的案例。最后侦察机关又给犯罪嫌疑人补充增加了一个罪名。这是非常明显的职业报复,当事人家属对律师也是非常有意见。我想这种冲突确实不够理性,导致当事人被推向更为不利的局面,律师在声誉上也受到影响。我想如果真遇到这种情况,应当以解决问题为根本目的,具体问题以后也有可能有其他处理机会,大度一些,没有必要斤斤计较。

2018年底我和一位全国著名律师一起开庭就出现了一个情况。当时这位著名律师和他的拍档在一起商量案情,声音其实也不大,但是法警突然冲过来对这位著名律师进行呵斥。我坐在临排,感受到这位律师的不快,但他没有纠结,继续把注意力集中在解决当事人问题上,而不是集中在自己的存在感或者定位问题上。理性去处理问题必然会控制冲突,而不是莫名升级,也能够避免扩大法律风险。

(三)不要利令智昏,正确对待权力与利益

很多法律风险的爆发和律师追求利益是有关系的,与国家工作人员交往和观点沟通环节中,时刻保持冷静,不能心存侥幸。没有不透风的墙,一旦律师与国家工作人员建立起某种经济利益关系或贿赂关系之后,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有可能被波及,一旦波及,将会面临被追诉,一旦承认这些事实,即使不被追究刑事责任、法律责任,也是把牵连的人都“交代”出来了,大家也认为这是一个不可信任的认,圈内的信誉尽失,几乎没法在律师行业待下去了。这是一种连锁反应。因此与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这种交流一定要把握住法律的界限,在没有案件的时候,正常的沟通和人情往来是可以的,但是法律所禁止的行为一定不要实施。

(四)对人对事不要太过分

我们办理案件的最终目标是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但有时做人要有底线。比如一些命案的辩护人,如果对于被害人过错的问题进行过度阐述,甚至人为歪曲事实,把责任推卸到被害人身上,往往会导致矛盾激化。对被害人进行攻击,风险非常大。我办理案件时,始终跟自己的客户说,我们有时候可以占一点小便宜,但不要考虑占大便宜,如果过分损害别人的利益,肯定会被讨回来。

在对人对事问题上一定不要过度,比如伤害案件,既不想给被害人赔偿,又想争取很好的判决结果,过度损害被害人的利益,可能会导致对方人为的报复。近年来我担任命案辩护人的情况比较少,但每次遇到这种案件,我都向当事人告知一定要留足赔偿被害人的钱,再考虑请律师支付费用,如果连赔偿的钱都不够,我还是建议将律师费留到法院用于赔偿被害人。因为被害人谅解在法院量刑时时至关重要的,即使没有律师辩护,援助律师也会尽力履职。如果我们作为律师,只考虑自身利益最大化,即使想方设法为被告人逃脱法律的制裁,也容易将矛盾和仇恨拉到自己身上。所以在处理案件时,一定要考虑到不要过分。

(五)工作中要有风险意识和防御意识,这也涉及到具体工作方法的问题。

1、关于取证问题,我们在为当事人取证之前,要考虑到为自己保留证据。很多律师认为刑事案件的调查是律师的禁区,我认为如果律师不敢调查,那么刑事辩护力度是有限的,效果也是有限的。但调查时,很多律师往往不知如何自我保护。2018年外省有位律师因为取证问题被追究刑事责任。实际上他是否指使证人作伪证一直存在争议。做的证人笔录有证人签字,但在公安机关进行调查时,证人又翻供,指责律师指引其作伪证,对此律师虽然予以否认,但最终还是被定罪。这个案件中,如果律师有防御意识,完全可以避免悲剧的发生。在向当事人取证的过程中,律师完全可以同步录音录像,只要客观记录,把录音作为防御性证据,在证人扭曲事实虚假陈述时,将该部分证据提交,恰恰可以证明律师在进行调查取证时没有指引证人作伪证,也可自证清白。

这种录音证据不必要一开始提交给法院,只要作为防御性证据使用,这种情形下侦察机关调取的证言真实性显然可以被否定。但如果没有录音证据,而在现有证据采信问题上,我们整个司法价值是倾斜的,认为公权力机关所取得的证据更客观,辩护律师往往处于被动地位。

2、关于证人证言,尽量要求证人出庭作证。如果证人不出庭,仅由律师制作笔录,最终被法院采信的可能性也不大,而且也面临着证人再次翻证的风险。在证人同意出庭的情况下,最好的方式是申请证人出庭。一旦证人拒绝出庭,它本身就是存在的风险。我在2008年办理一起职务犯罪案件,一名证人在侦查阶段做出了不利于被告人的证言,可能后来受到了良心谴责,很后悔,主动打电话给我要求出庭作证。我就将这一情况反馈给法院,法院也通知检察院说有证人主动要求出庭。这时反贪局人员就电话联系这个证人,要跟他见面。结果证人吓着了,直接电话关机就失踪了。像这种证人,如果辩护律师不做任何自我保护情况下做了笔录并且提交,风险爆发概率非常高。

3、对待当事人的委托要慎重。每年都有同行过劳猝死的相关报道,我个人认为,从事我们这一行,没有“累死”的,更多的是因为心里压力太大,包容的负面情绪太多。因此我们律师千万不要过于勉强自己,哪怕在经济上不宽裕,处于拮据状态,也不要饮鸩止渴。不应该接的案件不接,不能打交道的委托人不接受委托。因为接受了这种委托,无穷无尽的麻烦也会随之而来。有些案件受理之后也很难解除合同退费了事,当事人会认为这个案件你接手之后却没有办好,是耽误了他的时间,这时候可能退费都退不掉。和委托人的关系,要有可为有可不为,可以接受的委托我们认真办理,对当事人坦诚相待。如果明显不能接受委托的当事人或不可接受委托的事项,我们最好及时拒绝,避免陷入纠纷之中。有时陷入纠纷,比我们处理法律事务还要劳神,得不偿失。

(六)不明白的事情不能去做

有一个案例,一位律师在给某在押毒贩做辩护人,该毒贩让他跟妻子联系,说家里有东西找一找。这个情况下可能律师也是基于经验原因或者其他,就电话通知妻子,说家里有东西要找一找,但实际毒贩所指的东西就是藏匿的毒品。毒贩的妻子将毒品销毁,后来公安机关发现,把毒贩的妻子和辩护律师都追究了刑事责任。我们在办理案件过程中,有时给家里传达一些生活上的要求,从人性化角度,我们除了提供法律服务,生活上的问题也该沟通。但在沟通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明白转达的话是什么意思。如果感觉事情莫名其妙,或者要求和莫名其妙的人去联系,我想还是要拒绝,因为不知这件事情背后的水有多深就往里淌,可能触发风险。

(七)不炒作、不吹牛

律师执业中,一定要坚持对自己办理的案件不炒作,不吹牛,否则可能会对律师的声誉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同时也会暴发其他的法律风险。

比如北京李天一案,杭州保姆纵火案,社会公众对案件的辩护律师评价还是以负面为主导。另外各种炒作和折腾,也会招致被害人一方的仇视。

(八)律师也不能过于软弱

如果律师过于软弱,任人欺凌,无论司法机关或对方当事人认为律师好欺负,往往容易招致不公正待遇,律师自己都不去维护自己权益,还有谁能维护你的权益呢?做人一定要有骨气,该坚持原则的时候一定要坚持。

以上八点,是我对于刑事辩护律师执业风险防控的一些经验跟大家分享。

八、危机应对

最后,通过几起我了解、参与并且正在承办的案例,谈一下风险爆发后如何去控制,其中涉及到危机应对问题。

很多年前,某市纪委在审查法院的廉洁性问题,阅卷时发现某民事案件代理律师取证过程中,由律师本人代签了三名证人的证言笔录。然后移交公安立案侦查,该律师也被刑事拘留。司法行政机关的领导召集几个相对有经验的律师来处理这个问题,我也参与其中。后来我们达成了共识,一致认为不构成刑法306条规定的犯罪,因为笔录确实是当事人认可的,只是没有签字,后来由律师代为签了字提交法院,并不是律师伪造证据。这个事件由司法局指派律师进行协调,低调应对。经过一段时间的羁押,后来没有报批捕,直接取保,搁置很长时间之后,撤案处理,现在律师也已经恢复执业。为什么说一定要低调,轻易不要去炒作。因为一件事情一旦闹的满城风雨,人被拘留,司法机关也不愿承担错案的后果,通常会想把案件落实。所以正常的案件在初期一定不要炒作,要低调。

另外我正在办理的一起也是同行的案件,因为担任辩护人期间有不当行为涉嫌刑法306条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后,他委托我担任了辩护人。这位同行对案件可能出现不利的结果比较焦虑,我建议他一定要冷静、理性,案件未被起诉到法院,我们就要低调,力争在检察机关能够结束追诉进程。介入案件后,我通过阅卷及分析案情,认为他在工作中确有不当行为;但侦查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证据表明,案情尚不能排除合理怀疑,不足以认定其行为构成犯罪。为此,我与承办检察官进行了当面沟通,并撰写了书面的辩护意见提交给检察机关。最终,这个案件被检察机关决定相对不起诉,我们的同行得以继续从事律师工作。需要介绍一个背景:我刚刚介入这个案件时,这位同行想让他们律协来接待我,被我拒绝,我到当地只和委托人及另外一位律师见了面,甚至我们本所的同事都不知道我办理这个案件。这种情况,越是低调、不声张越能够给司法机关回旋的余地,如果辩护意见正确,最终可能不构成犯罪,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反而增大。如果人为去炒作,想让公众看到案件,想通过舆论恢复清白,想与司法公权力机关争夺话语权,其实律师是没有任何优势的。因此,案件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辩护律师一定要保持冷静和理性。

好了,关于刑辩律师执业风险的分类、识别和风险防控课程就聊到这里,大家对这个问题也要进行一些关注和研究。鉴于个人水平有限,可能谈到的问题不够全面,不够深入,有不足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的收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