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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玉成律师】—刑事辩护制度的正当性及其制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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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玉成律师】—刑事辩护制度的正当性及其制度价值

 

刑事辩护律师在社会公众中的形象是富有争议的,甚至是负面的评价占据主导。不仅是在中国,在西方国家也是这样。比如辛普森案的辩护人德肖维茨,他在美国社会并不是公众偶像,而受到民众一定程度的敌视。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普通公众认为刑事辩护律师是为坏人说话的;尤其有名的刑事辩护律师,是为有钱的坏人说话的。

这种看法在客观上并不是没有事实根据,因为我们辩护律师在相当多的情况下就是为实施了犯罪行为的人进行辩护,这种情况和民众的朴素的道德观是不相一致的。

作为刑事辩护律师,我们中的多数人对于自己的职业是否代表正义,也没有明确认识,甚至不敢和人争辩自己执业的正当性。因而,有的律师并不把刑事辩护业务作为主业;有人虽然长期从事刑事辩护工作,但却没有警察、检察官或者法官们所具有的那种职业自豪感。这个问题客观存在,我们无须回避。

持这种观点的,在司法机关中不乏其人。这就是刑事辩护律师的执业权利更容易受到侵犯的原因,侵犯刑事辩护律师执业权益的人,往往自认为占据着道德的至高点,认为对律师权利的阻碍并不认为有什么不当。

为了从挽回道德上的这种劣势,田文昌律师曾经说过:“律师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律师不代表正义也不代表邪恶,而是通过参与司法活动的整体过程去实现并体现正义”。2016年年底,田文昌律师在在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为全体律师讲课时,强调说:“我们辩护律师不代表正义,但是我们追求正义”。

但是,这种说法过于简单,在事实上也难以成立:如果被告人实施了没有被司法机关掌握的犯罪,辩护律师如果追求正义,是否要向司法机关举报?如果被告人实施犯罪的重要证据尚未被司法机关掌握,辩护律师通过会见知道了相关线索,如果追求正义,是否要向司法机关披露?当然是不行的,不仅法律制度是不允许,我们职业道德也是不允许的。

那么,现代国家为什么还要普遍设立刑事辩护制度,这种制度存在的正当性基础是什么?因为一个国家不会设定一种明显危害社会的制度,我们以刑事辩护为业的律师,对于自己从事的事业,要反复思考这个问题。本人认为,我们必须跳出道德层面、跳出个案因素来考虑这个问题,不能用公众普通的道德感来评价一个职业,要从制度层面,考虑刑事辩护制度亦即刑事辩护律师对社会价值与利弊进行分析,思考这个制度的正当性基础,通过对这个制度的正当性基础进行思索,才能明确我们自己的职业定位,坚定职业信心,守住职业伦理,找准发展方向,能够了解辩护律师的正当性基础,才能够对于律师执业权益的保障发出自己理直气壮的声音,才能够保障我们的呼声得到社会的认同,达到振聋发聩的效果。

本人认为,刑事辩护制度的正当性,至少体现在如下六个方面:

一、是一种制度保障,保障公民的法律安全感,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刑事辩护制度的价值,首先在于它是一种社会保障机制,能够保障公民的法律安全,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

这里首先要用一个话题来比喻,大家认为医院的功能是什么,多数人要说,不就是治病吗?救死扶伤嘛,还有什么功能?还真不对,医院最重要的功能是给全体民众生命安全感。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一个城市没有医院,无论他的经济多发达,其他生活都便利,你敢在那里生活吗?一个国家没有医院,你是不是要考虑选择移民吗?不然生了病不就要等死啊。我们每一个百姓并不是说一定会生病,生病不一定需要去找医生,那没有这种安全保障,我们始终生活在一种不安之中。

律师在个案中能否起到作用是一回事,但是否有权利委托律师并获得实际的帮助的制度是另外一回事。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

自我实现的需要

尊 重 的 需 要

社 交 的 需 要

安 全 的 需 要

生 理 的 需 要

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 ,人的需求分为由低到高五个层次,最本本的需求是生理的需要,其次便是安全的需要。而安全的需要,不仅指生命安全,也要包含法律安全,因为刑事法律安全在现代社会中对一个公民也是至关重要的,否则一个人随时有可能被警察抓去,莫名其妙被关进大牢里,这种法律安全感对整个社会的保障是一种破坏。因此刑事辩护律师制度的存在本身是给予社会公众一个法律安全感,这种法律安全感不一定公民是要请律师,但是他知道这个社会上有律师,辩护律师制度执行越彻底,公民的这种法律安全感会越强,一个社会如果没有法律安全感,我想就像八九十年代,有大量的有条件的公民移民国外的原因就在于此。时至今日,我们随着法治的进步,移民热潮已经不复存在,这和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有关系,和我们国家目前的法律安全也有所改变也同样有关。因此,这种对公民法律安全感的保障能够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促进社会的发展。

并且我们辩护律师对公民法律安全感保障这是一种职责,是一种制度。就是说我们前面谈到的,我们选择客户不能分他是好人和坏人,只要它是符合我们委托条件,我们接受委托,就要维护他的合法权益,因为坏人也有合法权益。比如说医院,我可以看一个病人。你要划分好人给看病,坏人不给看病。或者说,来了个爱滋病患者,我可能看到一个病人得了艾滋,要检查他什么原因患病,要是因为输血,我就给他治;要是因为他乱性,就不给他治,这是违背医生职业道德的,因为医院救死扶伤的道德标准,不同于普通民众的善恶是非观,而是救死扶伤。同样,我们辩护律师也要在道德标准上不同于普通民众,保障公民的法律安全感,是我们的社会职责、是社会和法律制度赋予我们的角色。

二、刑事辩护制度的第二种价值,是其权力制衡功能,能够避免司法机关权力膨胀异化而失控避免司法权伤害整个社会

权利需要制约,否则必定过度膨胀。个人如此,机构也是如此。这是任何一个成熟社会均要考虑的。任何一个理性的成年人均应当知道的。制衡措施虽然看起来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但有和没有是不一样的。法律赋予了公安侦破案件的职责,检察提起公诉的职责,会形成思维的定式,而法律同时要求他们要兼顾有利于被告人的事实,但往往不被重视。

刑事辩护制度,或者说刑事辩护律师的第三个对社会的重要价值,是一种权力制衡机制,它在总体上制衡了侦查权、指控权、甚至包括审判权,保障权力不被异化膨胀。

有人会说,司法机关本身是公正的,因而错误打击是小概念事件。然而,实际上这个观点是不能成立的,至少说与现实情况不符的。我们从现有统计数据上来看,人民法院最终作出无罪判决的比例,是不到万分之二,几近于“万一”的小概率现象。我们不认为这种无罪判决率是不是过低了吗?毕竟从人的认识规律来看,不能公诉机关指控的都是对的吧。你能够相信错误定罪的案件不是在我们身边随时出现吗?我们法律工作者实际都明白这种违背生活认知的低比例的无罪判决是有问题的。

并且,这种情况还是有辩护律师制度的情况下所形成的,如果没有辩护律师制度,没有辩护律师介入,是否会出现一种司法机关权力的无限膨胀,文革距今不远,大家想想就明白了。还有不少人是从文革时代过来的,那个时候对公民权利的是没有任何保障措施和防御措施的,只要权力机关,当然不一定是公检法机关,一旦指控某人有罪,不仅没有律师辩护,本人辩护的权利也被剥夺,人人都有被迫害的可能性,甚至国家主席刘少奇都会被迫害致死。因此辩护律师制度本身是对公权力机关的一种制约,大家在它存在的时候可能看不到它所起到这种作用,如果这项制度一旦不存在,我想没有制约的公权力就会膨胀,就会异化,无论作为个人还是一个机构,没有制约的权力,膨胀几乎是一种必然。司法如果不受约束,他必然会膨胀而随意伤及无辜,最终必然会重创整个社会。

3、比如说我国刑诉法,对于检察机关、公诉机关做出了法律上要求的义务,就是要全面搜集本案有关的证据,既要收集不利于被告人的证据,也要搜集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陈瑞华教授提出对这个规定为公诉机关设定的义务是没有价值的,但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因为法律设置了公诉机关有全面搜集证据的义务,如果他不收集有利于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或者说收集了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却隐匿不提交,对行为人来说是具有法律风险的,因而他违反规定是要有成本的,任何人从事行为要考量行为成本和风险的各种因素。如果隐匿或者不收集被告人的证据没有任何风险,这种情况可能就会泛滥;有了这种规定和制约,倾向于从事这种行为的人会有所收敛。另外,很多公诉人本身有公正立场,如果法律本身不赋予他这种收集有利于被告人证据的义务,这些有公正立场的公诉人,他作为一名指控机关工作人员为何去搜集这些证据,反而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甚至可能被认为违背职责,承受法律风险。有了这种制度,能够出现公诉机关提供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减少了争议,节俭了司法资源,实际是一种很好的制度设计。

作为一项制衡制度,可能运行的阻力重重,可能这个制度你看在休眠,没有起到明显的作用,但他的只要切实运行,就不是僵尸条款,就能够起到制衡与限制作用。如果没有这项制度,则会导致失去制衡的权力起身极端。

近期来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设立,虽然在执行中存在问题,该排除的未能排除。但是,却对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起到了规范和制约的作用。

三、通过律师的个案辩护,总体上能够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保障公民权益和社会安定。

虽然同时可能会使罪犯逃脱制裁,但利大于弊。

刑事辩护律师介入刑事诉讼活动,在特定的情况下可能导致有些犯罪的人逃脱或者减轻了应受的法律制裁,这种结果本身是有害于实现正义的,且违背了普通公众朴素的道德观,因而是律师行业饱受诟病的主要原因。

然而,刑事辩护律师介入,同样也能够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尤其是减少各种错误追诉、错误打击,这也是众所周知、不能否认的。俗话说:“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辩护律师介入刑事诉讼,对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积极作用远远大于负面作用,具体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一)平衡控辩双方能力,减少错误追诉。

首先,公诉刑事案件的追诉者,公安、检察机关均是强大的国家机关,法律赋予他们侦查犯罪、指控犯罪的职责,必然导致他们具有倾向于打击犯罪的角色局限;被追诉的一方是公民个人或者单位明显是较弱的一方,明显没有抵御追诉机关的力量,一旦出现错误追诉,其权益便容易受到不应有的侵害,即使法院保持完全的中立,也不能扭转这种局面。因而,辩护律师的介入,能够适度改变这种力量明显不均衡的状态,相对防范错误追诉的情况发生。

有人会反问,辩护律师没有角色局限性吗?没有偏颇立场吗?当然有了,我们要承认这种偏颇是存在的,但是,恰恰是大家各方站在各自的立场,这样形成一种相互制衡的局面,能够对于错误追诉、过度追诉,或者冤案假案产生一定的预防作用。

(二)犯罪者逃脱制裁是小概率事件,且错误追诉,往往伴随着真正犯罪的逍遥法外,因而危害更大。

当然,从这个问题的反面来说,既然有被错误追诉的被纠正,那么是否有真正犯罪人逃脱制裁这种情况呢?当然后有,但真正的罪犯逃脱制裁是小概率事件。

因为被告人是弱者,辩护律师的权利毕竟也弱于公权力机关,出辩护律师帮助有罪的人逃脱法律制裁的情况,是小概率事件。至于司法腐败导致的放纵犯罪,不能归责于辩护制度,即使没有辩护人,现代社会的“黄牛”也不少,其他各个领域也都看得到,辩护律师制度对律师有诸多约束,反而减少了这个领域的“黄牛”。

刑事诉讼活动是一辆运行的汽车,追诉是驱动装置,辩护是制动装置。有时可能会矫枉过正,但风险毕竟要小于没有制动装置的。

(三)任何一种制度均有局限性,有其正面作用,必然也会有负面作用。

比如,刑事追诉制度有可能形成冤假错案,我们不能否认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这种制度合理性,不能废除它,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引入辩护制度来进行制衡。辩护制度如果说有问题,可能导致真正的犯罪被放纵,那么可以对律师制度进行相应的制约规范,而不是对这种制度的否认。制度的不足,是可以完善的,不能将违规的行为归责于制度本身,因为我们的认知问题,不能是简单的对与错、黑与白或者是与非,这种极端的观点不是成年人的理性思维,也更不是我们法律工作的理性思维。

(四)现代法制的思维,应当是保障无辜优先,哪怕同时放纵了犯罪。

如果可以确定双胞胎兄弟两人中有一人犯罪,但无法区分是哪一个,如何处置?是都定罪,还是都不处罚?

(五)从功利的视角,错误定罪的危害更大一些。被放纵的罪犯只是敌人被放纵,而错误定罪是为社会制造敌人。

从社会实践视角来分析,一个公民如果被司法机关错误打击,其本人必然会因此对社会产生敌视情绪,这种敌对也会感染给他的家人。并且,这种敌对往往是很难调和的。国以民为本,这种情况过多地存在,是不利于社会稳定的。实际上,英美国家的陪审团制度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扩大了公众对判决的容忍程度。陪审团是由普通的社会公众组成,负责对被告人是否有罪作出判断。因为定罪的是人民,即使是被告人或者社会公众认为结果是错误的,也不能将之归责于司法机关。比如当年的辛普森案,社会公众能够容忍,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在于它是由陪审团作出的决定,而不是由法官作出的。相反,如果真正的罪犯被放纵了,他并不会因为这个案件的结果而敌视社会,至于他是否敢于再去犯罪?我想他通常会有所收敛,前面已经谈到,真正的犯罪被放纵毕竟是小概率事件,未必每个人都会认为自己下次还会那么幸运,被追诉的惶恐会降低其再犯可能性。“刑罚的威慑不在于严厉性,而在于其不可避免性”是比较理想化的说法,但只要“违法必究”,便能够给予潜在的犯罪者足够的威慑,让多数人不敢于以身试法。因而,相对来说,错误打击比放纵犯罪有更大的社会危害。

因此,错误的放纵、错误的打击,均是有害社会的,但是两者相权而言,错误的放纵概率、社会危害性还是相对小于错误的打击。因此,在刑事律师介入辩护过程中,对于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积极作用大于负面作用。当然,我们对任何一项制度的评价,不能把制度被滥用这种可能性作为否定该项制度的理由,因为制度被滥用,不是制度设计者所考虑的,而是在制度实行过程中考虑如何去监督。

刑事辩护律师的第四种作用是能够促进司法共同体专业水平的提高,当然能够减少错案。

律师的成功,可以成为侦查和指控机关的经验。

首先最为明显的是刑事辩护律师和公诉检察官的水平是相生相克的。在一个地区,如果辩护律师的水平比较高,他的公诉人的职业水平也绝对不差,如果一个地方辩护律师的水平很低,那么公诉人在庭审前很可能就漫不经心的去对付庭审,对手太弱,无论专业上、经验上无法与他相抗衡,那么他只是对这个事情大概脉络进行了解,也就可以应付履行他的公诉职责。如果辩护律师的经验非常丰富,工作能力非常强,他在庭审中,无论从履行职责还是维护自己专业尊严的角度都需要认真的准备。而专业水平的提升和自身长期以来实践中认真的研读,认真的准备是分不开的。如果说常年懈怠的公诉人工作水平难以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公诉检察官形成一种在业务上的相克相生的关系,相互促进,是一种伴生关系。我本人的经验而言,就是我和公诉机关的朋友有比较广泛的联系和交流,甚至说这种交流要多于和法院,在长期的交往中尽管争议不断,但确实对我自身的业务专业能力有很大提升,对我成长有很大的帮助。这点我在以前的交流中谈到,公诉人和律师是最能谈得来的,但是是最谈不拢的。同样有了强有力的辩护,对侦查机关也是一种逆向的促进,因为侦查机关出现了问题,侦查的证据,程序上的严谨要经受审判的检验、经受辩护律师的挑战,如果出现过多的挑刺,也是不利于他们工作、不利于他们的业绩。通过一些案例,他们也会对侦查方法进行一定的调整。

可想而知,对于控辩双方,如果水平都比较高,然后大家都很认真的对抗,法院也便于实现兼听则明的目的。同样长期在一个环境下进行交流,审判机关的组成水平自然也会提高。有一种说法,一个人的水平是他长期交往的五个人的平均数,这种方法在我们交流之间可以借鉴,就是辩护律师的介入,高水平辩护律师的这种参与,有利于提高司法共同体的水平;同样司法共同提高水平,也有利于提高辩护律师的工作能力,大家最终的相辅相成。

当在任何一个对抗性的领域,无论体育领域,或者其他与其竞争的领域;任何一方的水平达不到,先于其他地方都是不现实的,往往是交替增长的关系。

还是举一个大家众所周知的例子,辛普森案件发生了,但就个案而言成为了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的失败,但多少人通过这个案件,避免发生一些低级的错误。但是这个案例让我们多少警察、检察机关注意到在程序合法问题,不会发生类似的低级错误,因此就错案而言它能够推动经验和能力的提升,也就是说辩护律师对于提高司法共同体,司法机关办案水平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水平的提升,自然能够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

、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公众对司法机关的质疑,提高司法公众信,缓解社会冲突。

理不辩不明。通过争辩,审判机关在兼听则明的基础上,作出的判决更具有公信力。

无理的辩护,不能蒙蔽群众的眼睛。判决不予采纳,也能够起到教育公众的作用。

 

这个问题可能会产生一些争议的观点。

辩护律师就是为被告人说话的,和控方目标尚不一致,你是找事的,事实上,刑事辩护制度下辩护律师本身不是故意制造争议为目的,而是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为目的。就是我们追求的利益最大化、损害最小化。

那么在现代法律制度下,包括西方法律所有的诉辩交易制度,我们国家已经相应的引入这种制度,也就是认罪认罚制度,可以从宽处罚的制度背景下,我想首先律师能够做到的是繁简分流。案件繁减分流对明显构成犯罪、证据确实充分的,作为辩护律师最明智的选择是让自己的被告人积极认罪或者法律上的从宽,这种从宽案件对于被告人来说也是极有价值的。因为从反面来看,如果明显构成犯罪的案件,辩护律师仍然否定这个事实,曲解法律,然后被告人拒不认罪的,这种情况可能会让当事人获得更大的损失。这个正如广东王思鲁律师说过:“上策是请个好律师,中策是不请律师,下策是请个差的律师。”他这种说法固然刻薄一点,但确实跟我们司法实践中的现实情况相似。也就是说如果律师认真正确履行职责,那么对明显构成犯罪的案件,应该建议认罪从而促成繁简分流,司法机关主要精力用在争议巨大疑难复杂,导致这些案件质量更加精细。通过繁简分流,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一些社会争议,因为有些争议我们不得不承认,还是和这个人为的错误引发有相关的,包括我们辩护律师也好,或者其他一些社会力量和被告人本人,他的认知水平问题,好像坚持自己的行为就不构成犯罪,或者说其他的亲友有人给他出主意这种情况,出了馊主意之后,反而导致案件被告人在人和钱两方面都吃亏。

 

问题的第二个层面,就是经过充分的辩护,也会让当事人对社会的敌对情绪有所缓解。针对一些争议案件,如果他经历过律师的充分辩护,最终律师的辩护意见没有被采纳,这个过程他意识到自己的权益,至少说程序权益受到尊重,而不是没有任何抗辩、没有任何机会、任何理由的对他定罪,他可能会对现实情况内心不服,相对来说随遇而安的这种心理强一些。另外还有些案件可能本身就是客观事实是冤屈的,但案件事实、客观事实无法还原,被告人百口莫辩。这里我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是我办理的一个行贿案件的当事人,他在被司法机关取保候审委托我之后,就坚持告诉我说确实没有什么犯罪行为,但是这个案件的发案经过用他本人的描述,是一个和他关系很好的领导想去买辆车让他参谋,结果因为当天举行促销活动当天就结束,他为了怕第二天拿不到这种促销优惠,就用自己的信用卡给这个领导把购车款刷了,之后这个领导是用现金偿还给他的。后来领导被检察机关作为受贿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立案侦查之后,就去了解购车的资金流,发现这个钱是他付的,马上就对这个问题进行立案侦查,这个领导承认自己收受贿赂了,这时把犯罪嫌疑人就是我这个当事人传上去之后,他坚持说这个钱还了,是现金还款,但是没有还款的依据和证明,他提供不出来。这个时候,他作为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强制措施之后,他自己为了能获得取保表示认罪,之后不甘心所承担的罪责想要辩解。这个时候我也进行最后一步,努力去了解有没有证据证明他在,嫌疑人在前后接近的时期从银行提取现金,或者可以接近或者相对应的存款,或者有没有证据证明他后续有现金存款和这个数额相近的,他最终也是无法提供。在这种状态下,其实我们固然不能轻易相信当事人,同时我们也不能断然不相信当事人,从他说表述的案件情况中,案件无罪是没有任何希望,因此只有进行认罪才有可能获得从轻适用缓刑的机会。因为这个案件的犯罪数额在刑九修正案之后,也是达到了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这种法定刑量刑标准,最终被告人采取了这种接受认罪,并且最终被判处缓刑。当然另外一方面,那个领导到最终在这个案件判决后提出否认自己没有受贿,但那个在客观证据上的阻碍简直是山一样,不可能作出有罪判决。

因此我们律师要知道,以事实为依据,实际上是认定案件事实为依据,在证据全面不利的情况下,提不出任何合理怀疑的可能性,那么只有接受。这个案件我当时对他进行的这种心理疏导,包括证据分析,实际上至少导致了他的纠结和内心的折磨,因为我告诉他,你当时做事情的时候为什么,把自己置于瓜田李下说不清啊?明明没有行贿,为什么非要给他刷卡?这种冤屈和自己的不谨慎、不严谨是有关联的,以后做企业都要接受这个教训,人不能老是回顾过去的生活,要往前看。那么最终通过这种案件,律师辩护以及思想沟通能够减少他对社会敌对的思想。

第三方面有辩护律师的介入也就倒逼司法机关要兼听则明,这样他对辩护律师同意他要有提出采纳理由,因为司法机关对于判决文书的说理,刑事判决书从80年代的一页,到90年代的两三页,现在几十页上百页,不是说判决书越长越好,但是他对判决书的说理,显然他的绝对比重、绝对数量要增加了。

基于律师的辩护,也能够让社会公众看到案件的全面,能够达到一个效果。也就是习总所说的让每一个公众从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因为你是有理有据判决,不是司法专横。因此辩护律师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社会冲突,提高了司法公信力。

 

六、坏的案例可能催生好的法律,推动立法和学术的进步。刑事律师功不可没。

刑事辩护律师在司法实践中无论是创造了好的案例、坏的案件均能催生好的法律,

1、案例研究推动学术和立法。

首先我们这里要谈一个涉及到理论发展的问题,我本人坚信,法律科学、法学理论的发展完全是它的根源来源于实践,而不是说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那么大家有不同的观点认为,我们这个法律科学几乎都是完全靠移植西方的,然后包括到现在为止,仍然正在不断引进西方的先进经验。这点我们不否认,但是我们追根溯源西方的法律制度、法律科学知识来源于哪呢?它能来源于学者拍脑袋想到的吗?它也是来源于他们的法治事件。由于法律是一种经验理性,法律本身是一种经验规则,交通法规实际上是其中最明显的例子,说到法学理论源于社会生活、源于法律实践。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说一个笑话:“一个地主,问他儿子,你说粮食从哪儿来的?儿子说这个粮食从厨房来的,地主勃然大怒,劈头打了一巴掌,这个不学无术,粮食怎么从厨房来的,粮食明明是从仓库来的。”我想我们作为法律工作者,尤其进行理论研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我们智力不像地主的儿子这么低,但是认知也不能像地主这么肤浅,一定要追根溯源,看到一个好的理论,它的产生根源在哪,来源于实践的反复的检验,法律本身的进化。

2、有些案例,体现出在法律、权利出现冲突时的选择,是实现法制的必要成本。

在司法实践中,如果在立法上出现了重大的纰漏,比如在最新法定原则上,有人实施了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严格按照罪刑法定原则,结果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如果处理要严格遵循法律,则要对他进行无罪判决。但判决之后,会引起立法机关的反思,我们考虑是否随着社会的进展,把某一种原来不具有普遍性的行为现在变成越来越普遍的危害行为,原来规定轻度的犯罪调整为重罪,把一切原来规定为犯罪的从犯罪中剔除出去。比如说在这个计划经济的时代的投机倒把罪,这种情况下,无论好的案例、坏的案例,均能催生好的法律。

3、对于好的法律的催生,也不仅限于刑法领域,这里我们就要再次提到辛普森案,对于辛普森无罪判决的宣告更彰显一个什么规则?就是在法律和权利出现冲突的时候如何进行选择。我们知道实行依法治国必须要付出相应的成本,就辛普森案而言,法院最终作出无罪判决表述的时候就说我们宁愿放纵一个犯罪,也不能容忍警察这种公权力机关在没有搜查证的情况下,可以任意去搜查公民的住宅。这是公民的宪法权利,他所针对的这种权利是全体公民所有的权利,因为美国实行判例法,一旦案件认定非法获取的证据有可采性,那么这个先例将会导致警察权力的极大扩张。

从个案的公正和被告人有可能被放纵两者之间权衡,法律权利是有位序的。因此,他从公民宪法权利的保障认定,强调辛普森案是对这个法治的进步有推动作用。

我们国家是从2012年之后开始逐步推行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虽然说这种进步相对比较缓慢,但是已经体现出了相对的效果,对于侦查人员的侦查行为的规范也起到相应的作用,公民权益的保障也起到促进作用,这些问题如果没有辩护律师的介入,非法证据的排除问题也很难提上议事日程,甚至说有非法取证这种行为,大家也都会对这个三缄其口,没人谈这个事儿,最终也不可能出现法律制度的进步。

 

以上六点就是我所能够考虑到的刑事辩护律师的价值,

 

综上所述:辩护律师是法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力量。我们不代表正义,我们在个案中也不追求个案正义,但我们是实现总体社会正义的重要一环。律师的权利不被保障和落实,国家机器中法治的链条将会断裂,社会的运行将出现混乱,社会的进步将出现停滞和倒退。

因此,有人说过一个社会对法官的尊重程度,体现了法治的程度;对律师的尊重程度,却是体现了社会的文明程度和法制水平。我想这么说的一点说的重一点都不为过,因为律师不代表公权力,相对于在各方博弈中属于较弱的这种身份,一个社会对律师的理解与尊重,实际上全面体现了社会的文明程度和法治水平作为刑事辩护律师,我想大家可以再告诉别人自己的职业时充满了自豪感,告诉大家,我是刑事辩护律师!